夏威夷一周三遇

前言

2003年9月4日，我们二人和松花江夫妇结伴从纽约经旧金山到火奴鲁鲁，下榻威基基的一家名为Marc Suites Waikiki的旅馆。5日，上午游珍珠港；午采购，遇周春光；下午游W波利尼西亚文化村，复遇周春光，参与汤加鼓表演。6日，在瓦胡岛转小圈，游大风口（Nuuanu Pali Lookout）等。7日，乘Atlantis的潜艇，遇盖新民。8日，飞猫夷岛（Kahului of Maui），游尖头山、鲸鱼村、热带园等。同日飞回火奴鲁鲁，转机去大岛（Hilo of Big Island） ，下榻旅馆为Hawaii Naniloa Resort。9日，游黑沙滩（Black Sand Beach）、 彩虹瀑布（Rainbow Falls）、工厂、商店、诸火山景，遇梁匡一，飞火奴鲁鲁经旧金山至纽约，此时已是10日。

（一）巧遇周春光

瓦胡岛（Oahu Island）在面积上是夏威夷（Hawaii）八大岛中的第三大岛，但却是诸岛中的主岛，夏威夷州的首府火奴鲁鲁（Honolulu）位于该岛南部，著名的珍珠港（Pearl Harbor）紧靠火奴鲁鲁，具有雪白海滩的外基基（Waikiki）则为火奴鲁鲁的一个区，给英国的库克船长叫出名的钻石头（Diamon Head）雄踞在瓦胡岛的东南角。全岛人口为八十五万，接近整个夏威夷群岛人口一百二十六万的百分之七十。火奴鲁鲁是个闹市，依山临海的建筑，有点儿类似香港。一般来说，从外地到夏威夷群岛旅游，首站就是瓦胡岛上的火奴鲁鲁国际机场，然后住在火奴鲁鲁，并以之为基地，在本岛及乘短途飞机往返外岛实施旅游活动。

我们来了就住在外基基，离海滩很近。刚到的第一天，我们一行四人去海边散步，在礁石边看见许多有彩色条纹的热带鱼和横行的黑壳蟹。沙滩上则散布着游泳纳凉的人，象笼屉里的肉包子。

第二天早上，导游带我们去珍珠港。

珍珠港像一个打开的蚌壳，中间一个近圆形的岛屿就像一个珍珠，此港由此得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军队在山本五十六的指挥下偷袭珍珠港，美军损失惨重。时至现在，还有三艘沉没的战舰留在水底，其中的亚利桑那号（Arizona），当时在船上的一千一百七十七名乘员的尸体仍在船内。人们不愿去惊动他们，索性在水面横越沉船建立了一座白色的纪念馆供人们观察、缅怀。沉船的储油装置中还有油，隔一会儿就会有油花漂出水面。因为油量极小，谈不到造成污染，人们就不去刻意修理它。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些油花代表着亚利桑那号阵亡士兵的亡魂，从水底溢出，浮到海面，挥发到无垠的宇宙，也许是去他们的天国。据说，油花可能要流一百年。

中午去珠宝店。夏威夷的珠宝是独特的，包括珊瑚（红、粉红、金、黑四色）、（深海）黑珍珠、（火山岩）绿宝石。这些东西在别处难得买到，尤其是红珊瑚，据说已接近绝迹。

买得珠宝出门，斜刺里忽然有人大叫椰婆的真名实姓。举目望去，这人是周春光。

春光是七八硬件出身，我和他同学、同教多年。他现在是计算机学院副院长、计算机所所长。我在一九九七年回国时曾经和他同桌饮谈，而曾和他同一教研室工作的椰婆却是自她一九八九年来美就一直没有见过他。春光这次是随同科技部的一个代表团赴美访问，途经夏威夷。我们居然能在茫茫人海中在夏威夷的一个小店门口窄路相逢，不能不令人称奇。

我抱怨春光为什么认不出分别六年的我而先认出已分别十四年的椰婆。春光毫不犹豫地回答：你的变化太大了，你老了。他说的是事实。

我们都还没搞清各自导游的安排，只好就地寒喧一阵，留影，告别，没想到我们还会在此地见面。

下午，我们被安排去瓦胡岛东北面的波利尼西亚文化村（Polynesian Cultural Center）。

欧洲人发现太平洋诸岛，看到的是一些亚洲面孔，而文化语言又有所差异，百花齐放，觉得用Poly-来形较恰。现在的人种学、语言学认为，把如下的太平洋群岛归为波利尼西亚是有道理的，它们是：汤加（Tonga）、斐济（Fiji）、大溪地（Tahiti）、萨摩亚（Samoa）、奥特爱瑞阿（Aotearoa）、玛贵斯（Marquesas）、夏威夷。波利尼西亚村分块展示了上述七个群岛的文化习俗，并有多彩多姿的表演。表演者中许多都是附近杨伯翰大学的民族学生。

到了汤加部落的地皮，居然又遇见了春光。大家坐下来看击鼓表演。

仔细观察，波利尼西亚各族人民在形体上还是有些差异的。波利尼西亚人普遍尚胖，其中以皮肤黝黑的汤加人最为胖壮。那些大块头的鼓手们表演了一轮之后，主持人开始寻找群众演员。一个白人小伙子被点到，自报家门：阿根廷人。于是，被主持人命名为“阿根廷先生”（Mr. Argentina）。

“也许是托儿吧？”我说。

话音未落，我居然被指着鼻子点到。自然，我被命名为“纽约先生”（Mr. New York）。我们二人被弄进更衣室系上草裙，在台上被指导着击鼓、发怪声、做奇怪动作，好一顿折腾。同行的松花江兄制作了录像，记录了我的拙劣表演。这个“纽约先生”的桂冠冠在头上，一直到外岛还有人在路上碰见时叫。明星啦！春光会把照片带回长春。真的糗大了！

（二）奇遇盖新民

到夏威夷群岛旅游，乘潜艇下海底是一定要试试的项目。那个潜艇公司叫Atlantics，是游客潜艇事业的先锋，在世界各地拥有十几艘游客潜艇，其中在夏威夷就有五艘。每天第一班的票价较贵且要提前预定，因为这时海底最清晰。

我们买到了第一班的票，乘车到了海岸，登上接驳船，向海上的潜艇停泊处驶去。海是湛蓝的。远山那里的天上飘着白云，海面上空则阳光明媚。

船上的游客全是亚洲人的面孔。除了我们一组四人，我们只发现有另外两个人讲中国话，其他的人都在那里讲日语。船上的解说员是个日本女孩子，毫不犹豫地用日语解说。

事实上，整个夏威夷已经被日本人所覆盖。日本政府鼓励人民移民海外和在海外投资的政策由来已久，以前在我国东北的开拓团就是一例。现在，定居在夏威夷的日本裔居民已达二十二万，而日本游客人数则居世界各国之冠，远远超过居第二位的美国大陆游客人数。绝大部分的高尔夫球场和其他高级消费场所，绝大部分的高级住宅、别墅，都是日本人的物业。多数商店里的货架上，英、日二文并用，有时甚至只有日文。

也许是船员们注意到了我们这一小撮听不懂解说员的全日语解说的异类，一个小伙子上来讲些英文，随后更有一个小伙子上来讲中文。他最后说，别急，潜艇上可以用耳机听中文。后来到潜艇上发现，耳机有四个频道，依序分别是日、英、中、韩。但那都是事先录好的，和外面的场景不匹配，而艇上的现场直播仍然是日语。在海底时，有一次解说员小姐大喊大叫，花容失色，我猜她一定看见了新奇的东西，就用英语询问，等弄明白那是一群“插”在沙里的鳝鱼（eel）时，已经是时过景迁，啥也没看见。

松花江兄爱交结天下豪杰，凑上去和讲中文小伙子聊天，哪曾想他竟是我们的校友，八零级英专的盖新民。吉大真的极大，到处都有我们的校友。

新民对校友一见如故，非常热情。后来登潜艇时，其他船员见我们是新民的友人，就把我们安排在最前面的位置，紧挨艇长，算是开个“后门”。

海底行程历时一小时，最深潜入一百余英尺。奇形怪状的珊瑚礁和五颜六色的热带鱼在窗口展现，庞大的海龟静静地卧在沉船的甲板上。尽管同在地球之上，这里却是一个我们平时无法接触到的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临别，新民赠给我们包括录影带在内的纪念品，并相约今后多多联系。

（三）幸遇梁匡一

自从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读了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之后，我就一直情系大漠塔克拉马干。和田河、若羌河、塔里木河、孔雀河、台特马湖、罗布泊、雅丹、古墓、胡杨、红柳、野骆驼时常在脑际浮现，有关塔克拉马干的消息无时不予关注。可是，二十多年来我不仅和这些景物从未谋面，甚至连一个对新疆真正熟悉的人也从未遇见过。没有想到，这次的中秋夏威夷群岛之旅，却让我在大岛（夏威夷岛）之上的旅游车里巧遇了一位真正的新疆人，一个和塔克拉马干长期亲近的研究大地的专家，他就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生态与地理研究所退休研究员梁匡一先生。

梁先生一九五零年在北大毕业，两年后同校研究生毕业，随后去新疆工作。他爱新疆，退休了仍然留在乌鲁木齐，尽管在北京有住房。

梁先生现在已经七十六岁，但是身体非常健康，精神非常饱满，思维敏捷，耳目聪明，讲话底气十足。这次，他来加州探亲，只身游览夏威夷，探访这里让他兴趣盎然的火山。

梁先生是已故彭加木先生的工作伙伴。早年，彭先生每隔一年从上海到新疆工作一年，住在科学院新疆分院。因为经常是没有几个人到食堂就餐，食堂也就经常不开伙，梁家就成了彭吃饭的地方。

“彭加木为人直率，一点不客气，喜欢我岳母做的饭菜。”梁先生说。梁先生的近百岁的岳母今仍健在，和他一起住在新疆。

梁先生的女儿是彭先生的干女儿。一九八零年彭先生遇难，干女儿和彭先生的家属一起在上海参与了祭奠追思活动。这个女儿现在在日本，是梁先生的下一个访问目标。

从梁先生的彭加木故事中，我可以了解到彭梁的愉快合作和偶尔的意见分歧。梁没有参加彭的那次死亡之旅，他正在准备赴法国学习。但是他提供了一些彭先生遇难前后的珍贵细节。

梁先生现在最关心的是塔里木河流域的生态。塔里木河绵延千余公里，是我国最长的内陆河，是养育着流域内八百万人民的“母亲河”。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塔里木河流域的生态受到严重影响，塔克拉玛干沙漠逐渐向河道侵蚀，下游三百多公里河道断流，大片胡杨林枯死。作为水文专家和新疆自治区政协委员，梁先生为拯救塔里木河积极建言献策，四方奔走，不遗余力，自一九八六年起多次向政协提出拯救方案。他认为，塔里木胡杨的生命应该也能够继续生存，荫被后世。

夏威夷的大岛形成于七十万年前，是夏威夷群岛中最年轻的一个岛，尚有两个休眠火山，两个活火山，去年还有一次大规模的喷发。一路上，我们一面欣赏沥青色的沙滩、礁石、火山盆底、岩浆流，以及五彩缤纷的热带植物，一面谈论彭加木的故事、塔河下游的救治问题；也谈论赫定的开创、斯坦因的精明、桔越超的早成、李柏文书的珍贵、马步芳残部的生存条件、罗布泊干枯的因果、原子弹试爆、王震戎边。。。我们谈论得如此投入，以至于放弃了一些景点的参观。

梁先生确实是一位良师，他的深厚的专业知识以及透彻的分析、独到的见解，给我以“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当然，他也为遇见去国近十七年，所学专业风马牛不相及，却情系大漠塔克拉马干的人而惊讶。但是，我自知我自己毫无实地经验，只是纸上（口中）谈兵，拾人牙慧，芜杂而肤浅。梁先生建议我对赫、斯等的著作最好去读原文；更一定要亲身去新疆，去那里旅游，比旅游再多点儿。这正是我缺乏的。

梁先生在法国断续学习和工作十年，和法国人进行过对塔克拉马干的合作考察研究。他精通多种语言。退休后，他有时会从事法语、英语、俄语导游，和旅游界关系深厚。这样的导游专家哪里去找？

夏威夷诸岛和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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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利桑那号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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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村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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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椰子
2003年9月

返乡之旅

（一）回家过年去

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的当天，由老婆和儿子送行，我踏上加航的班机离开了纽约肯尼迪机场。

在温哥华转机。

加航的这个设计很聪明：把纽约和多伦多等地旅客先运到温哥华，然后把其中要去中国的集中起来，凑满一飞机，从这个最佳出发点一起送到大洋彼岸。

从温哥华到北京的班机在地球的上空划了个大弧，先飞过美国的阿拉斯加，再飞过俄国东部的一角，然后就开始穿越我们的东北。

机窗之外晴空万里，视野清晰。我第一次有机会如此长时间地在高空俯视冬日里的家乡的大环境。那是白雪的世界：白雪装点起的山峰，白雪包围着的森林，白雪覆盖下的草原。。。套一句慷慨激昂的话来说，那就是：好一派北国风光啊！

连续在别人的国家里度过了十三个春节之后，我决定这接下去的一个要回自己的国家去过，还要包括那个年年都附在春节前面的洋历新年。

在这无休无止无声无情地流淌的时光中，这次的年度交替对于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来说是很重要的。按洋历的说法，这叫跨世纪，跨千年，举世同庆。对这个如此重要的时段，我觉得还是在生我养我的那片地上度过心里要踏实一些。

（二）这片黑土地

飞机下的这片白雪覆盖下的土地，是黑色的。这片黑土地是由满族、朝鲜族、蒙古族以及其他几个人数较少的民族的祖先们率先开拓的。历史上有时侯虽也曾置州设府，但一直以来基本上是把这里的绝大部份看成是化外的蛮荒之地，直到明末多尔衮率兵入关。

从清朝末年开始，有了规模较大的移民活动，许多华北地区的汉族人民移居东北。我我本人的祖先就是在这种移民活动中从山东“闯关东”过来的。移民活动逐渐改变了东北的居民结构，也加速了对这片土地的开发。

也是从清末开始，国力衰竭，有两个邪恶的邻居乘机跑来了。它们一个叫老毛子，在北边挨着住；另一个叫小鬼子，隔一条海水住在东头不远处。这两个恶魔对东北的土地和财富进行了多年的贪得无厌的蚕食、掠夺、霸占。恶魔已离开许多年了，但是，两江东北的土地已经被前者永久霸占；在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两个恶魔当年的蹄迹爪痕还随处可见。

这都是历史了。经过多年的开发，东北已今非昔比，成为中国的重要的粮仓和工业基地。

有人说，近年来东北的发展不快，尤其是吉林。想一想觉得有点儿那个意思。这可能有历史的、文化的原因。另外，和东部及南部诸省比较，东北的地理环境也不占优势，其中又以吉林最为闭塞。闭塞必然要影响到发展。

我一直在梦想，什么时候能把图们江口那块地皮从老毛子手里给要回来，吉林可就是临海之省啦！

（三）机上有芳邻

在只身乘坐飞机进行长时间的旅行时，我通常选择靠近机窗的位置，因为我喜欢用不时眺望地面来打发时间。

另外，如果临座坐着一位健谈但不是过份絮叨的邻居的话，你会觉得时间比较容易打发一些；如果这邻居又和你有许多共同话题的话，你会觉得这时间好像过得更快了一些。

这一次很幸运，我的左侧是一个没有被机翼挡住视线的机窗，右侧则是一位谈吐不凡的人士。

这人士是云南省女青年，二十多岁了，前年春上到加国，现在在多伦多工作，眼下回乡省亲。

我们从西双版纳的动人的风姿和凶残的白粉谈起，后来延伸到国内其他地方。我逐渐发现，这个小小年纪，看上去文文静静的丫头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旅行家：她去过三峡，去过黄龙寺－九寨沟，去过滴水洞，去过敦煌，去过内蒙古，去过新疆，去过西藏。。。

我问她：好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中国还有哪些地方你没有去过？

她想了一下，回答：那还是有的，象普陀山，我就是一直想去没去成。

我都这一把年纪了，搬着指头数了数，竟有十个省份的地面连边儿都没沾过，那就是：台湾、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广西、云南、贵州、海南。

我只好叹道：和你比，我好像白活了！

看起来，现在国内有许多人丰衣足食了，旅游之风也就逐渐盛行起来。好！古人不是说过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是丰富人生、增长知识的重要途径。

（四）好事常多磨

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三点半，首都机场。

从北京去长春的最近的班机晚上七点半起飞，是北方航空公司的航班，使用一种小型飞机。

就是它吧！我迅速买好了机票。如何打发这四个小时呢？显然，时间太短，不可能离开机场，那就只有枯等了。

候机室很整洁，不太拥挤，设备和服务也无懈可击。旅客们多半衣着光鲜，不象美国这里那么随便。有许多人手里握着个手机，歪着脑袋讲电话。

一小时后，看板突然显示说，那个航班取消了。什么原因？没有人解释。到服务台去查询，被告知：航班取消是因为长春有雾。如果愿意，可以改乘同一公司的八点半航班。

不愿意又能怎么样？只能愿意。

又四个小时过去之后，终于登上了飞机。放眼看去，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座位空着。显然，“春运”大潮还没有到来，国人注重的是自家的祖宗给规定的新年--春节，而不是马上要到的这个洋历新年。

机舱里，熟悉的东北乡音土话在耳畔此起彼伏，仿佛是满飞机的赵本山、高秀敏。

过道上走动着几个空姐，这是些年轻、白皙、高挑的长春姑娘，一个个亭亭玉立、光彩夺目，和加航飞机上的那些个洋婆子比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啊，是快到自己的家乡啦，一切都显得美好，一切也真的美好！

听着发动机的声音，大家在等着飞机的起飞。不料，广播里却突然传来了机长的声音：长春还是有雾，真的无法降落，还是请大家下机回候机室去等待吧！

（五）薄薄的淡雾

人们不情愿地缓缓走下飞机，一片无可奈何的叹息和抱怨声中，夹杂着气急败坏的低声咒骂。接着，就是我非常熟悉的那种群众性的抗争。抗争是顽强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航空公司的人员被搞得十分狼狈。

过了一个半小时，晚上十点钟，人们终于又一次被允许登上了飞机。这下子，机上已是座无虚席。

怎么回事？敢情是为了多载些客人？

飞机到达长春机场时已经是十一点多了。当飞机降低了高度，借着跑道上的灯光，可以看到地面飘浮着一层淡淡的薄雾。看来，不是空穴来风，但似乎有点儿小题大做。无论如何，航空公司多载了些客人是个不争的事实。

长春机场还是那么简陋（据说正要在东郊建一个新的）。下了飞机，要步行走到候机厅去，路不远，但只这一程就足以使人领教一下什么叫寒冷。

此刻的长春，出奇地冷！后来听说这个奇寒多雪的冬天是三十几年不遇的。

有个古老的笑话说，在寒冷的北方，在极度寒冷的时候，人们在外面撒尿时手里要拿一根小木棍，不断地打掉那些瞬间结成的冰柱。这当然是说的有点儿过于玄乎，不过，你要是在外面流点儿眼泪、淌点儿鼻涕、滴点儿口水之类的，绝对会当场被以冰的形式固定在你的脸上。

走进候机厅，我没有先去等行李，而是急速穿过大厅走向对面的大门。掀开厚厚的棉门帘，我看见了被铁栏杆拦在门外的接机的人群，人群中站着我的姐姐和弟弟--他们已在寒冷中等待了好几个小时了！

六）新城的崛起

汽车从机场向市内驶去。车轮在覆盖着坚硬的冰雪的路面上摩擦、碰撞着，发出吱吱啦啦、叮叮咣咣的声响。大片的城市灯火在闪烁着、移动着，越来越清晰，隐约之间给寒夜带来了温暖和生机。

在中国的较具规模的城市当中，长春无疑是最年轻的城市之一。有许多人曾问我：长春又不是四季常青，为什么叫长春？我的回答是：因为她年轻吧！年轻和春天在许多情况下是同义的。

今天的长春市的核心，包括着以前的长春堡、宽城子等村镇。满清时代，这里是蒙古王公郭尔罗斯前旗扎萨克辅国公的御封领地。嘉庆五年（一八零零年），始设衙署于长春堡东面的新立城（新立之城），称为长春厅。

长春厅起初只管理汉族居民的行政和司法等，租税仍归蒙古王公所有，蒙民仍归蒙古王公所管。这种情况叫“借地设治”。从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开始，长春厅被扩权为“蒙民兼理”，长春厅成为真正意义下的政府行政机构。长春厅属于“散厅”（有别于“直隶厅”），规制同县。主官称理事通判，正六品的官儿。

长春厅延续八十九年后升格为长春府，属于“普通府”（有别于“京府”），知府缺秩从四品。长春府延续了二十四年，直至民初。

民国二年至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三二年）长春称县。当然，行政区域不变，还是吉林省中的一块地皮。

长春成为一个都市倒是借了小鬼子的力。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三二年溥仪给整出来出任小鬼子胳肢窝下的伪满洲国执政，重新当皇帝，定了国都长春，改其名为新京。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七）十四年抗战

汽车吱吱啦啦、叮叮咣咣地驶上南湖边的工农大路。设计精美的“饺子王”大广告牌悬在每个路灯灯柱的顶端，显示着经济大潮中弄潮儿的大家风范。

这路边长堤另一侧的南湖是日伪时期挖掘的人工湖，眼下结着厚厚的冰。

提起日伪时期，我想到了一个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

这样说吧，你走到街上，随便拉住一个中国人，你问他：中国的抗日战争历时多少年？他或者不知道，要不就会说：八年。“八年抗战”几乎被所有的人接受，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论是海峡那边还是海峡这边。

我一般是不反潮流的，但对于抗日战争，我说它不是八年，而是十四年！呵，就你老蒋的直系部队在芦沟桥放的枪才是“抗战的第一枪”，东北军马占山的部队在江桥放的枪都是打野鸭子？就你晋察冀高粱地里的土八路才是游击队，长白山大森林里的抗日地方武装都是红胡子？难道东北人不是中国人吗？说“八年抗战”是不是有欠公道？

唉，看到历史被不露痕迹地篡改成这样，并得到公众的集体接受，不忍说他几句。人微言轻，不指望能在任何程度上改变多数人在长久的灌输中所形成的固定看法。好在历史本身和写在纸上的东西之间永远不能画等号。

好啦，好啦，离“返乡之旅”的题目太远了！现在再回去说长春。

八）虎去狼又来

四五年八月，大队的老毛子提着卡宾枪来帮忙了。小鬼子败北，伪皇帝潜逃，长春从此不叫新京又叫长春了。

苏联红军消灭了日本关东军的功劳是受到肯定的，那在长春市的中心人民广场耸立的就是苏军烈士纪念碑，那横贯整个城市南北的大街就叫斯大林大街（现在已改为人民大街）。

然而，苏军的军记极坏。在城里，散兵游勇们偷仓库的东西，成袋地在街上拍卖；在乡下，他们公然闯进牛栏羊圈，把活牛生羊抛上卡车或当场宰杀烧烤。他们经常到处找酒喝，喝得醉醺醺的，或者象死狗一样醉卧路边，或者闯街钻巷追逐女人。结果是，女人晚间不敢上街，男人上街则不敢戴手表、穿皮大衣，家家早早关门闭户，都盼着他们早点走。

对于东北人民，这些所谓的“解救”者是非常面熟的，他们其实就是早些年被张宗昌收编的那些曾经象野兽一样侵扰、屠杀汉、蒙边境人民的谢米诺夫帝俄匪帮的同类。

苏联军方自己解释说，他们的队伍中有许多坏份子，特别是因卫国战争激烈残酷，兵源不足，战争后期把许多刑事犯也拉来当兵，所以无法很好管束，只有靠随时枪毙一些坏份子才能维持纪律。这种解释所说的固然是事实，但是苏军领导对军中坏分子不认真管束甚至放纵，其责任也是不可推卸的。进驻长春的苏军把抓来的小鬼子的妇女集中在几个场所，用卡车把士兵分批拉来奸淫取乐。这件事情，难道是散兵游勇的个人行为吗？难道加尔洛夫司令一点儿也不知情吗？

其实，苏军在国外的军记败坏是一贯的，不论敌国友国。苏军的一个坦克部队在四四年末只通过了南靳拉夫的一个角，就发生了一千多起强奸和抢劫案，引起南斯拉夫人民的强烈反感。苏军攻入德国东部后的奸淫掳掠行为，也严重伤害了德国人民的感情。苏军在东北的作为，正是这种作为在东方的重演。

（九）遍地饿死骨

到四六年四月，苏军将统治了八个月的长春交给了国民党接收大员，算是执行《雅尔塔协定》。

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曾一度围攻并占领了长春，后来又撤出。

四六年五月，国民党新六军和新一军占领长春。这次易手之后，国民党一直在长春屯有重兵，这使得一个浩劫在两年之后无情地落在了苦难的长春人民的头上！

四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老林大爷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开始围困长春。可能是由于难以强攻吧，老林大爷采用“军事打击、经济封锁、政治瓦解”的方针，进行“久困长围”，一如当年楚之围宋。国民党守军则“固守待援”。不久、市内粮源断绝。老蒋虽然空投食品，但那绝对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人们开始成批地饿死，长春的街头巷尾，饿殍尸横遍地。。。

数学系周蕴时老师当时正在长春，是个小孩子。蕴时老师回忆说，他的爸爸当时是国军的一个军需官。然而，就在这个可能在食物上有近水楼台之便的军需官的家，他的弟弟竟也因饿病而死，他本人则是九死一生。想想普通百姓家，那该是一种什么情形！

十月十七日晚，国民党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军起义；十九日，新七军投诚；二十一日，兵团司令郑洞国率兵团机关及特务团的人员走出了他的最后堡垒中央银行的大楼，长春不攻而宣告解放。至此，饿死之人已有十五万之众，可以说是十室九空。真是惨绝人寰！

（十）酒是故乡醇

前面提到了弄潮儿“饺子王”的大广告挺大气的。其实，当我看到一张稍为过时的《长春日报》上的一则消息后，才真正感受到了如今的中国商人可以有多么牛。

消息说，为了推销其产品，贵州茅台镇的造酒大亨在长春的街头倾洒了十吨“老伙计”酒。怎么倾洒的呢？就是整些彩车，在大街上敲锣打鼓地游行，由车上服饰美好、姿色艳丽的礼仪小姐们逐个地打开瓶盖，把亮晶晶的酒频频倒向路面。一时之间，满街飘酒香，行人有醉意。据说，此前该商家曾在沈阳和大连以飞机倾洒，天降酒雨，更为壮观。然而，此举有以液体侵害他人衣物、皮肤之嫌，引起被淋湿者的抗议，这才改为在长春以彩车为之。“老夥计”如此用心良苦，其回报如何，则不得而知了。

国内酒类的品牌多得令人目不暇接，绝大多数的新品牌我根本就没听说过。美中不足的是，可能由于现代人们的惜命意识普遍提高，消费形态有所改变，我这种放浪形骸的人所喜爱的高度数的烈酒已不多见。

由于假酒泛滥，名酒的商家想出种种方法防伪。其中（用一种方法是，当酒瓶开启（用随瓶而来的小钥匙）后，瓶口的一小段随之断裂，和瓶盖一起脱落，酒瓶随即报废。真是大开眼界！

饮酒是我的生命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可是，这些年来，在这花旗国讨生活，天天开车，放荡不得，于是白酒基本上是不沾的。这一回到祖国，车由司机或朋友开，自然就无所顾及了。

喝了几十天酒，总的感觉是：酒是故乡醇，故乡的酒对于我都算好酒（假酒不算，不过我也没喝到）。你要是问我感觉上哪种酒最好呢，我觉得还是在我这次造访西安时，嫂子从锁着的柜子里拿出来的那些存放了十八年，只许我喝不许别人动的陕酒“熙风”啊！

（十一）饮者留其名

中国不仅酒的种类繁多，而且还有着源远流长的饮酒文化。中国的酒文化应该是始于上古时代吧？可以有把握地说，人们是先会喝酒后会写字的。那么，是谁发明了酿酒之术呢？是帝女？是仪狄？是山鬼？是杜康？无论是谁，那发明造酒的老祖宗是值得歌颂的。

武夫喜爱饮酒。张飞就曾揶揄曹豹：哪有厮杀汉不饮酒的？武松喝醉了酒，猛虎也好，恶人也好，全都是手下败将；要是当初没喝醉，谁胜谁负还真不好说。

然而，文人可能更喜爱饮酒。

那天，我和网友“霍林河”兄弟在电话里聊天。提到唐诗，我们共同认为，李白那首《将进酒》最有气势。你看看：“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来换美酒”。真是万古之绝唱！爽呆了！而杜甫的“李白斗酒诗百篇”则恰当地描述了酒可以引导着诗仙李白进入一种迷狂的境界，正常状态下的意识与理性荡然无存，灵感超然勃发，于是妙语连珠，诗如泉涌。。。

再往前数，晋初有“竹林七贤”，个个善饮，放浪佯狂。阮籍为躲政治灾祸，多次故意饮酒至大醉，有一次居然大醉六十天。刘伶老先生更是喝酒不要命，出门经常是坐着个鹿车，腰里掖把壶酒，叫人拎把铁锹跟着，嘱咐说：我要是死了呢，你就就地挖个坑埋上。刘伶曾着《酒德颂》一篇，主张：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就是：天当被，地当床，无所顾忌，猛造一个点儿的。

再往后数，鲁迅也善饮。许广平就喋喋不休地劝：少抽烟，少喝酒。郭老先生也时不时微醉。平时敢写，醉了就比较更敢写：“我把你的乳房，当成两座坟墓，我躺在坟墓中间，眼泪化成甘露”。看，就是大家风范，喝醉了也要找个非凡之处躺一躺。

（十二）净月潭滑雪

长春之东南郊外，有那么一洼清水，名字叫净月潭，是长春人民夏日避暑的去处。弟弟说：潭边新建了个滑雪场了。去试试吧？于是，兄弟二人就去了。

说实在的，在东北生活了三十多年，从来没有穿过滑雪板，对滑雪这档子事只是在读《林海雪原》、《雪地追踪》时感受人家姜青山、沙波林的感觉。后来，人都四十来岁了，才在花旗国上了滑雪场。现在的水平呢，也就是能在难度最低的雪道上整；高难度的嘛，恐怕今生今世已再没有机会了。

从地理上讲，长春的郊外不具备设立良好滑雪场的条件。净月潭的滑雪场是非常简陋的，它只有一条雪道，对比我熟悉的纽约地区周围那种滑雪场上的雪道，这个雪道的量级介乎于难度最低的雪道和初学者使用的大斜坡之间。移动的升高缆绳上，悬挂着一根根铁棍；铁棍的下端，是一个跟人的屁股大小相若的铁板。人就坐在铁板上，手扶铁棍，缓缓上山。

天气很冷，滑雪场上倒是热热闹闹的，但还不算拥挤。绝大多数人是摔得满身是雪的初学乍练者。再仔细观察，这些滑雪的人基本上是年轻人，我们兄弟二人肯定是最年长的。

租滑雪用具的柜台管理得比较有条理，加上不用立“生死状”，所以令人感觉上比较轻松。滑一场两小时，收费六十五元；再加滑则每小时二十元。

据说，再走远一些，就有较大规模的滑雪场。这只有等下把再说了。

（十三）吉大遍长春

长春的地质宫当年是给溥仪建造的新皇宫。溥仪无福消受，在他被大鼻子抓住时新皇宫还没建完。新政府接着整，建成了之后就在这里弄所大学叫长春地质学院，于是这建筑物就叫地质宫，建筑物前面的大广场就叫地质宫广场。

地质宫广场在长春有相当于天安门广场在北京的地位，常被用来搞大型集会。文革之中，广场上陆续地埋葬了许多在武斗中牺牲的造反派烈士的尸骨。然而，仅仅在一年两载之后，掘土机就轻而易举地抹去了这一丝历史的遗痕，就象抹去了灶台上的几只烤焦了的蚂蚁。如今，地质宫广场已整修一新，改名为文化广场。

文化广场的北面是地院的地质宫，东面是吉大的外语楼，南面是白求恩医大的基础楼，西南角方向是医大一院。可这都是旧的称呼了。站在文化广场环顾，满眼全是白底的巨型牌匾，上书黑字：吉林大学。医大一院的那一块则多几个字，全称为：吉林大学第一临床学院。文化广场的西面是一院的家属住宅区，那里也悬了一块大匾，和隔壁王记骨头馆的大牌子争辉斗艳。

这只是文化广场周围的景致。从人民大街（原斯大林大街）南行到南湖附近，你会看到往日的吉林工业大学变成了吉林大学；在南湖对岸的松林之中，你会看到往日的长春邮电学院也变成了吉林大学；再往西去，就是那个已兴建多年，并在继续兴建的面积广阔的吉林大学新校区。

我和学校领导闲谈时发出感叹：五校合并，看来动真章啦，真合呀！

学校都真合了。我想，回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改组海外校友会以适应这种变化。这个工作的现在已经做完了。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产生出了海外校友会的新负责人；四月二十二日，进行了分工。九名负责人中四名来自原吉大，两名来自原工大，两名来自原医大，一名来自原地院。接下来，就是同根同源的五校的大家都来协助我们的新校友会，使之能更好地为大家服务。

（十四）终生的遗憾

五十年代末，二哥从苏联学习归来，主动请缨去了冶金建筑第一线。那个时代的青年嘛！

在我童年的朦胧的记忆中，二哥是一个衣着笔挺的英俊青年，来去匆匆，不知在外地忙什么重要的事。后来，他居然一走就是十多年。

二哥从苏联回来时给我带回两支玩具枪（长短枪各一）和一套水兵服童装。拥有这些珍贵礼物的喜悦基本上冲淡了在他给我洗头时由于肥皂泡沫跑进眼睛里而产生的愤怒。

在母亲讲的关于二哥许多故事中，有一个重复了许多遍的。故事是这样的：那是内战时的东北，童年的二哥在街上卖麻花贴补家用。一天，来了一群八路军（当时人们就这样称呼林彪的队伍），几个大兵拿起麻花就吃，没有要给钱的意思（不是老八路的作风，可能是新兵）。眼看一筐麻花就要被吃光了，二哥大声说：叔叔们辛苦了！吃吧，没有钱就不用给。结果是，大兵个个面红耳赤，纷纷把钱放进筐里。

一九七三年冬，二哥来到了我的部队驻地。阔别十多年了，兄弟俩在指挥所的煤炉前整整聊了一夜，还是有聊不完的话。这些年来，二哥从东北到山东，从山东到山西，从山西到陕西，为冶金建筑事业奉献了他的智慧和年华。其中的奋斗和艰辛，不是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兵所能全部了解的。

“传统上山西人恋家，有不出娘子关的说法。我在太原带队西进时，人员就大批流失。这也引起了我的乡愁。谁没有家呀？”二哥表情凝重地回忆说。

经年累月地东奔西走，二哥积劳成疾，近十年来身体一直很差。我这次回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赶去探望他。为不惊动他，我事先并没有告诉他我已回长春并要去陕西的消息。一月四日下午，我买好了票，在长春正准备动身，姐姐突然接到二嫂的电话：二哥已于两天前去世了！

天哪，他哪里知道，他的弟弟已经从地球的另一侧回来了，就要去见他的！他如果知道的话，一定会奋力地推开死神，让兄弟我见上他最后一面的！

我为我没有及时赶到而抱憾终生！

（十五）落地生根了

冶金部第十冶金公司坐落在华山脚下，是文革期间从太原迁来的。

在周围农田、村庄的包围之下，十冶自成体系：有自己的学校、医院、商店、邮电局、银行等一切的公用民生设施；有自己的语言，不通行本地方言。我猜测，这是迁到“三线”的大型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基本特徵。

离国太久了，对国家的企业改革政策和这些政策给象十冶这样的大型重工业企业带来的各种影响我只能做些走马观花式的了解。看起来困难还是很多、很大的。十冶有超过半数的失业率，也有许多单位不能按时发出工资。二哥的子女中，现在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婿分别担任着十冶下属的两个公司的负责人。这两个公司的业务都是搞冶金基本建设，不同的是，侄子的公司是传统型的，侄女婿的公司则是由他承包下来的。前者拖累大，平稳一些；后者风险大但极具灵活性。

华山在云雾的封锁下显得朦朦胧胧的。由侄儿侄女和孙辈们陪同，我在小镇的街道上缓缓行走。看着高高矮矮的建筑、老老少少的人们、那条把小镇一分为二的乾枯了的小河、还有二哥生前使用过的办公室，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几十年前，人们背井离乡，在这大山旁边的这块土地上白手起家、落地生根、繁衍生息，创造出了这里原来没有的一切。这就是创业者的伟大之处！

回到家里，我对嫂子和孩子们说：二哥的骨灰就应该埋在这里，埋在他生活、奉献了几十年的地方。他已经落地生根了。他属于这片土地。他就是我们家族在陕西这一支的第一老祖宗。

二哥在华夏的腹地长眠了，伴着他的，有巍巍冲天的华山，有滔滔向海的黄河！

（十六）贪杯则恹食

西安的朋友要陪我散心，一是要在这古都城里城外的风景名胜之处走一走，二是要品尝一下陕西的风味饮食。就先说这风味饮食吧。

人有追求美好事物的天性。美景、美人、美诗、美画、美酒、美食等美好的东西，为绝大多数的人所喜爱。当然，对美好事物的定义和对各种美好事物追求的程度和欣赏的水平却因人而异。在对美食的追求和欣赏方面，我应该属于比较差的那一类人。所谓差，就是自身欲望不是那么亢奋激烈，欣赏起来不是那么专业内行，享用的时候不是那么得心应手。究其原因，和好酒贪杯应有很大关系。酒喝多了，食欲就不振，部份地丧失了追求刺激的原始本能；在应该主要是享用美食的时候酒喝多了呢，就没有机会好好享用美食了。

一九七二年，参与镇赉－五棵树线路工程，在嘎什根、丹岱一带的某村，我和蒙古族大叔们一起豪饮，结果一醉不起到第二天中午。不仅肚子里的牛肉早已全吐到炕沿底下了，而且这一整天是吃啥吐啥，喝水也吐。

一九八三年十月，第一次中文信息处理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快结束时，钱伟长以东家名义在酒店宴请会议代表。我和刚认识的德国人比拼饮啤酒，几个朋友在旁边起哄捧场。最后面子倒是没丢，可胃给整的是极其难受，盘中之物是基本上没吃。次日，周培源又宴请会议代表，是在大会堂，规格自然更高。刘老老进荣国府，本该开开眼界，美食一把，可这昨天刚整坏的胃还没缓过来。结果呢，只是拣三五样早已忘了是什么反正属于自己觉得不油腻的东西每样各吃了几口，再就是喝了几杯茅台。白瞎了！

这次在陕西，心情不佳，西凤等烈酒饮用不少，身心状况都处于低潮。

朋友带着我走了西安数家风味餐厅，自然个个都是挺有名气的，有的和周恩来有某种关系，有的是克灵顿一家老小曾造访过，有的属于百年老店，等等。于是乎，大吃小吃的也就试了十种八种。末了，去过的餐厅的名字只记住一个：老孙家；吃过的风味饮食也只记住一样：羊肉泡馍。

（十七）不忘秦始皇

陕西省省会西安位于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中部，原野坦荡，又有所谓的八水（灞、涝、沣，泾、渭、黑、石川、零等八河）绕长安，自然环境优越，说白了，也就是风水挺好，不然的话，周、秦、汉、隋、唐，还有那前前后后的许多小朝廷就不会到这里建都了。

西安保存了最完整的明代城垣建筑，城墙厚实挺拔，城楼雄劲威武，什么都是方方正正、规规矩矩的；还有那西安的城市象征建筑物大雁塔钟楼，古朴而优雅，极易令人发起怀古的幽思。

法门寺在西安之西宝鸡之东的扶风。该寺建于东汉的桓灵之世，就是《三国演义》一开篇说的那个时代。近年，由于挖到了唐代的地宫，找到了佛骨舍利和数千件帝王们供奉的珍宝，出了名，香火旺了起来。不过，我竟在寺门口从一个妇人手里买到了一个假胶卷，受了一骗。看来在这佛门净地，有宵小出没也是免不了的。

临潼在西安之东，离西安很近。比之扶风，临潼更为热闹些，因为这里有号称世界级奇迹的秦兵马俑，还有杨贵妃搓过“凝脂”泡过玉体的华清池。在兵马俑处，我花三十元雇了个导游。物有所值，她不仅讲的头头是道，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还为我在棚内拍了照（棚内拍照对一般人是禁止的）。

值得一提的一件事：华清池山腰那里的“捉蒋亭”已改名为“兵谏亭”了。这个改变是史实、政治、时间揉在一起的自然产物。望着那白色的亭子，我想：老蒋当年都五十多岁了，也真难为他老人家了，光着脚丫子爬了这么高！

从西安到扶风和从西安到临潼，高速公路路面平整宽阔，标志清晰，当然收费也很高。开车的朋友说：这可是横穿八百里秦川的“金腰带”呀！是陕西的主干线。事实上，陕西的高速公路系统已经发展得挺不错的了。其他的公路，象西安到商洛的路程用不了两个小时；现在就是过秦岭，再也不用担心“雪拥蓝关马不前”了。询问如何搞到巨资修路。对曰：轮子下面这段路就是李嘉诚出的钱。商人有钱，就出钱，然后赚钱，路终归还是国家的。这主意不错！

看来旅游业是陕西的重要经济支柱。好的交通系统会推动旅游业的发展。三秦父老乡亲许多年来一直不富裕，而由于文化遗产的丰富而导致的旅游业的兴盛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实惠，一抹光明。于是有这样一句话在流传：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秦始皇。

（十八）就要过年了

就要过年了。农历的正月初一就叫年，或叫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春节的历史非常悠久。据说她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古代的春节叫元日、元旦、新年。辛亥革命之后，才由官方将其正式定名为春节。元旦、新年等名词后来竟被那个洋历的一月一号给拿去了。

有关年的来历和过年的方式民间传说很多。有一个是这样的：说年乃是一个怪兽，有角而凶猛，长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则爬上岸，伤害人畜性命。因此，每到除夕这天，各屯子的人们就扶老携幼逃往深山，以避年害。这年除夕，小命屯的人们正要上山避难，屯子里来了个乞讨老人。乡亲们正在收拾行装、牵牛赶羊，一片匆忙恐慌，没有人留意乞讨老人。后来，屯东头一位老婆婆给了乞讨老人些食物，并劝他快上山。乞讨老人笑道：让我在你家呆上这一夜，我会把年赶走。老婆婆自然不相信，继续劝说无效，无奈，只好上山了。乞讨老人留在她家里。

第二天是正月初一，小命屯避难回来的人们十分惊奇地见到屯子安然无恙。这时，老婆婆才恍然大悟，向乡亲们述说了乞讨老人的许诺。乡亲们一齐拥向老婆婆家，只见门上贴着红纸，院里一堆未燃尽的竹子仍在“啪啪”炸响，屋内几根红腊烛还发着余光。。。于是人们都知道了驱年的办法：它怕红色、火光和炸响。乡亲们为庆贺，纷纷换上新衣帽，到亲友家道喜问好。从此每年除夕，家家贴红对联、放爆竹、点烛火；初一一早，还要走亲串友道喜。这风俗越传越广，传遍了全中国。

漫长的历史岁月使年俗活动内容变得异常丰富多彩。人人都知道、最为盛行的内容包括：贴春联、贴年画、贴福字、贴窗花、放爆竹焰火、守夜、拜年、发红包等。还有一些敬天敬地祭神祭祖之类的活动被文革给整的差不多没了，以后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因为这世上永远都会有信神的人，就象永远都会有不信神的人一样；永远都会有慎终追远的人，就象永远都会有数典忘祖的人一样。

国大人多，年俗活动的内容在各地又有不同。在北方，蒸年糕、蒸豆包、包饺子、扭秧歌应该算是有地方特色的活动。在我年幼的时候，大年三十的晚上，要“缓”上一盆黑色的冻秋梨。冻秋梨外皮的颜色和马粪是一样的，里面雪白，特别甜。

扭秧歌属于娱乐。要说娱乐，恐怕又有以下活动是全国一致的：打扑克、搓麻将、玩牌九、看电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看来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文化现象，以后似乎不能没有了。

就快要过年了。这个年是龙和蛇，或者说是大龙和小龙，进行交接班的隆重日子。

（十九）除夕的鞭炮

和许多主要城市一样，西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快过年了，许多人在议论这件事。有论者在报上建议政府允许引进一批新发明的假爆竹推上市场。据说此物能模拟烟花爆竹的发声以及闪光，但不致造成火灾或炸伤人。这模拟烟花爆竹显然不能完美地替代真正的烟花爆竹，因为没了那浓浓的硝烟气味，没了那飞满天、撒满地的碎纸片子，喜庆的气氛就没了一半儿。

当然，这也比纽约这里强。纽约市长朱利安尼老兄数年前开始严禁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美国国庆倒可以）。你别看朱市长眼下跟老婆打离婚官司好像挺熊的，他整起市政上的事儿可一点儿不含糊。他那个爆竹禁令是“零容忍”，就是一鞭一炮也不行。违规了，给警察抓住了够你喝一壶的。中国城的老少爷们儿没办法，只好用录音机录下爆竹的声响播放，那是只有声，没有光。聊胜于无吧！用莺语说，那叫：“Better than nothing.”

我也认为对烟花爆竹的制作、运输、存放、使用都应该有某种管制，因为那确实是危险品。我想，既然火药烟花爆竹能取代竹子爆竹为春节增添气氛，那么总会有什么更合理的东西能取代现在这种火药烟花爆竹从而在不致明显影响效果的情况下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安全问题。

天高皇帝远，长春不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至少是今年不禁止。而我在年前已从西安赶回了长春，于是有机会重温往昔的“爆竹声中一岁除”的经历（虽然至今还不知道王荆公说的那“屠苏”酒是什么滋味）。

弟弟负责采购爆竹，买回一大箱子，各式各样，花花绿绿，从形状到功能，对我来说，许多都是以前没见过的新品种。弟弟说，为安全计，他没买太厉害的。据说，有一种被描述为“暖水瓶高、人腿粗细、炸弹声响”的超级二踢脚卖得相当火爆。这种东西最好别碰。

除夕夜半时分，家家户户、老老少少一齐涌出门外，一时之间，烟花飞舞、火光冲天、炮声隆隆、地动楼摇。没有鞭炮，哪有热闹？蒙鞭炮之赐，一个寒冷的除夕就这么一下子沸腾了！

（二十）中文的瑰宝

新桃换旧符。历史是发展的。许多传统的东西会在发展中发生形式或内容的变化。贴春联现在好像就不那么太流行了，反正我在长春没看见有多少。

春联是从驱鬼的桃符演变而来的。以前的桃符都用两块桃木板子，画上两个降鬼大神“神荼”和“郁垒”的神像，或写上他们的名字，挂在大门上，用以驱鬼压邪。这“神荼”和“郁垒”是哪路神仙？恐怕要追究到地老天荒的岁月了。

挂桃符的习俗延续了一千多年。这习俗威猛有余而喜庆不足，于是到了唐之后的五代，人们开始把联语题在桃木板上代替了降鬼大神。据说，后蜀之主孟昶在公元九六四年除夕题于卧室门上的桃符对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就是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当然，口头上的对对子，诗文中的对偶句之类，是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年代的，如《诗经。采薇》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但这不能说是对联或春联。

明太祖朱元璋虽出身寒微，没受过高等教育，但他酷爱春联，除亲力亲为，还采取行政命令的手段，要求家家户户春节都要贴春联，这对春节贴春联作为一种大众化的习俗的形成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年头春联贴少了可能部份地和现代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有关。象长春这样的北方城市，普通百姓住在公寓里，家门对着走廊或楼梯而不是外面，门口常常放些个自行车、破木头板子、垃圾桶、酸菜缸啥的，有的还有防盗铁栅栏。看上去有点儿黑咕隆咚、乱七八糟、埋了吧汰的，气氛似乎不适合贴春联。

春联是春节时贴在门边的对联。一般意义下的对联有更广泛的应用范围。所以，贴春联活动的式微并不表明对联这种文学形式在走下坡路。

清康熙六十寿辰（１７１３年）和乾隆八十寿辰（１７９０年）两次重大庆祝活动是宫廷对联创作的高潮。虽然多数是“润色洪业，鼓吹承平”的吹牛拍马之作，但由于出于高手，要求严格，且大量制作，也大大地促进了对联的规范化和推广。

其后，无论是晚清、民国时期还是当今的政权时期，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政治可以清明或腐败，经济可以强劲或萧条，对联的创作却一直是朝气蓬勃的。

对联是中文的精华、瑰宝。对联是中文所特有的东西。中文存在一天，对联就应存在一天，就应发展一天。

（二十一）神女夜临床

从前，一般来说，洗澡在国内是不太方便的。我们许多人还应该记得“人味”十足的澡堂子里那水色淡灰的、漂浮着肥皂泡沫的大池子。

如今，就长春来讲，大约是中等收入以上的人家都自己安装了热水器、澡盆和／或淋浴装置，方便了许多。

总的来说，澡堂子的数量可能减少了。但是，澡堂子事业并未衰退，反而因高档次的澡堂子的出现而更加兴旺发达。你在街行走，时常会看到澡堂子的大招牌。当然它不是叫某某澡堂子或某某浴室，而是有其他美伦美涣的美名。然而，从它的名字上和招牌上列举的服务项目上，你知道它就是澡堂子，高级的澡堂子。所以，我在这里乾脆就称它为澡堂子吧。在文科楼附近，斜对着八舍前面的菜窖楼，就有一个门脸儿很大的这种澡堂子。

去国多年，许多东西都不明白，象这种地方，单枪匹马是不敢轻进的。

有一天与友人饮酒谈天。一不留神，已是凌晨的光景。为不惊扰家人，友人建议去洗个澡，然后就睡在外边。于是，二人叫车去了南关区的一家澡堂子。这澡堂子真是好气派，整幢大楼都属于它。门口霓虹灯闪烁，宾客进进出出、络绎不绝。洗澡间里热气腾腾，水看上去很乾净，也不拥挤。

由于来的晚了，供休息用的单间已满，只剩大间还有床位。到了男宾大间，举目望去，只见那确是个非常大的房间，屋内用半人高的木板分成许多小袼子，每个袼子里有两张单人床，两张床中间隔以一个小茶几。房门口坐着几位守门姑娘，随客人的呼唤，递送饮料，或请按摩师。饮料已包含在门票里，按摩则是要另花钱的。等我们进去的时候，几十张床大部份已有人使用了，三五个按摩师在那里呱唧呱唧地给人拍后背。

由于不习惯这种睡法，尽管酒意很浓昏昏沉沉的但却老是睡不实。不知什么时候，朦胧中忽然听到附近有些奇怪的声音。借着昏暗的灯光转头抬眼望去，不仅倒吸一口冷气。只见几尺外原先只睡着两条汉子的对面袼子里，一张床上多出一个身着浴衣的长发女人坐着吸烟，鬼影一般；而另一张床上的毯子边缘赫然伸出四只大小不等的人脚。

从斜刺里向门口望去，几位守门员在灯影下无所事事，小声聊天。显然，这两个神秘的女人是打通了她们的关节才悄悄进来的。呸，摊上这么个床位！

（二十二）校友情谊深

年前有一天，在弟弟的办公室上机。弟弟叫来他们的计算机处长谈工作上的事。由于是同行，我就和该处长聊了一会儿。处长走后不久，门忽然被大力打开，一条汉子风风火火地走进来大声地跟我说话：你这人也真是！要不是处长见到你。。。

来人是计算机七六硬件校友晓东。发生“白楼事件”时，晓东是他们班的班长，是该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另外，晓东后来娶了我念书之前的美丽的办公室室友为妻，于是又有了一层关系。其实，我和七六级算是非常熟悉的，我跟他们一起听过课，我认识他们两个班中的每一个人。

跟晓东上楼来到计算机处。他急急忙忙地打电话找到正在商场里“瞎拼”的妻子，让我们在电话上聊一聊，重温一下过去的老情旧谊。随后，他从隔壁叫来一位年龄较轻的人士。

来人喊我“老师”。定睛看时，认得是计算机八一软件的岳武。八一软件是我教过的班级中最熟悉的一个：我曾教过他们三门课。但是，和这个班关系，与其说是师生，不如说是朋友和忘年的兄弟。他们毕业时聚到四分局一家狗肉馆里狂欢，饮啤酒、吃狗肉，我也混在其中。

当晚，七六硬件校友天威从大连驾车前来，晓东就在附近饭店搞个他们班在长人员的聚会，把我也拉上。新宇、跃明、志新等先后赶到。五位校友虽然比我高一届，但年龄都比我小。发生“白楼事件”时，新宇是系学生会副主席，跃明是系学生会的体育部长，他们和晓东一样，都是站在同学利益这一边的，没有象有些人那样为了个人的利益去溜须拍马逢迎领导。大家在一起，谈谈往事、今朝，非常热闹。

年后，赶到北京。本班同窗宪林说，找几个人聚聚吧！就拨了几通电话。来聚的同学有：鲍三、牛苏、增浩、兆红、高沁、卫红、海山。期间，给回乡探亲的卓军等打了电话。

我注意到，国内的校友，无论是干本专业还是经商、做官，多半都是挺成功的；反观自己，在国外流浪多年，不说一事无成吧，也真是混的不怎么样。

临上飞机回美之前，和北京校友会负责人贾玉亭老师通了个电话。贾老师是老相识了，我们是一九七六年在伊通五七干校认识的，那时，他是中文系的老师，我是待分配的复员兵。和贾老师谈了谈各自组建校友会的体会，感触良多。总而言之，那就是：校友情谊深。吉林大学象是一个模子，校友就是这模子里脱出来的坯。这些坯无论到哪里，都会共同拥有那个模子留给它们的痕迹。

老椰子
2001年4-7月于纽约